1999年姬胜德被审查时，为何偏要硬见张万年一面

1999年春天，北京西郊玉泉山的一间会议厅里，气氛陡然紧张。一位在总参谋部情报部门任职多年、肩扛少将肩章的军官，刚被当众点名通报涉嫌严重违法违纪，竟没有垂头认错，反而抬高嗓门，指名道姓要见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第一副主席张万年。更叫人意外的是，他开口不讲自己的问题，反倒搬出父亲的招牌，当众质问在座的人是否了解他家的老底子。那时候，他的父亲还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开国功臣、曾经的外交部长。父子两代，一个前半生拼死打江山，一个后半生把机密送出国门，这种刺眼的反差，正是这桩旧案直到今天仍被人反复提起的原因。 从陆军医院走出的文武全才 要把这桩案子说透，得先回到他父亲姬鹏飞身上。姬鹏飞生于一九一〇年，那是个王朝崩塌、军阀混战的苦难年月。和当时许多穷苦孩子一样，他十几岁便离开家乡，到西安一带谋生糊口。后来他考入冯玉祥部队开办的陆军医院，一边学医一边接触到了进步思潮，人生的轨迹由此转向。 一九三一年，宁都起义爆发，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整建制投向红军，这支队伍后来编成红五军团。姬鹏飞随军起义，被委以军医处负责人的职务，从此在红军卫生系统扎下根来。两年之后他正式入党，又随大部队踏上长征路，在枪林弹雨里救治伤员。到了一九四〇年前后，他的工作重心从救伤转到带兵，开始担任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，直接参与作战指挥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，姬鹏飞在苏中、淮海、渡江这几场硬仗中都留下了身影。苏中战场上的连续胜仗、淮海平原上的大决战、强渡长江的天堑攻坚，他既懂医务又懂政治，算得上部队里少有的多面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从军队转到外交战线，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、部长，是继周恩来、陈毅之后执掌外交部的又一位重量级人物。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、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，这些外交突破背后都有他奔走的痕迹。 这样一位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、又为新中国外交立过功的老革命，按理说最该教出懂事争气的孩子。偏偏在自家门里，他栽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跟头。 功臣门第里的教育缺口 姬鹏飞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，名叫姬胜德。老来得子也好，将门单传也罢，他在孩子身上投注了超出常人的疼爱。儿子小时候，他还能管得住，督促功课，安排其进部队接受锻炼，成绩和表现都不错。可随着孩子长大，这位在战场上说一不二的硬汉，在自家屋里却松了手。 这种情形并非孤例。那一辈打江山的老人，常年南征北战，对家庭的亏欠感深，往往把补偿心理用到了子女身上。他们自己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，对下一代却容易心软。等到孩子羽翼渐丰、步入社会，原有的管束一旦褪去，靠的就不是规矩，而是自觉。偏偏自觉这种东西，不是谁生来就带着的。 姬胜德早年凭能力进入情报系统，起点不低。可身处特殊岗位，接触的人三教九流，面对的诱惑也非比寻常。父亲的光环替他铺过一段路，却没能替他守住底线。等到他交的朋友越来越杂、过的日子越来越奢，那点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好习惯，早已被消磨得所剩无几。家教这道闸门一旦失守，后面的洪水便挡不住了。 翻开那一辈开国将领的家史，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。许多老同志自己过得极简，对子女却容易心软。有的把关系当资源，替孩子铺路搭桥；有的则走向另一头，管得太死，反倒激起逆反。姬鹏飞的问题，不在宠溺本身，而在该立规矩的年纪松了手，等孩子进了复杂环境，再想拉回来就晚了。这里头有个扎心的道理：父母能给子女最值钱的东西，从来不是权势和门第，而是立身处世的尺子。尺子歪了，金山银山也守不牢；尺子正了，即便清淡些，也能走得稳当。 情报部门的蛀虫是怎样养成的 进入情报部门后，姬胜德起初干得并不差，拿过成绩，也得过认可。可时间一长，毛病就显出来了。他跟一些来路不明、举止轻浮的人越走越近，生活做派慢慢变了形。上级在例行审查时多问了几句，他非但不配合，态度还轻飘飘的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